革命左派的成熟与思想统一，不仅需要在革命道路与策略上进行理论斗争，还要有对其他社会派别的清晰认识。完成后一任务，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具体地分析各派别的政治要求：这些要求在当今历史条件下可行吗？其中进步与反动的东西是什么？由此揭露各派别的阶级本质。在当前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制条件下，与特定群众紧密联系、有政治纲领来明确表达一定阶级集团利益的政治派别尚未形成，还仍以社会思潮的形式存在。本刊准备推出的系列文章，将选取泛左翼每种派别的代表人物进行批判，可能包括乡建派、民族主义（新疆、台湾问题）、老左派、女权、马前卒、未明子。希望能使所有革命者只需阅读此系列文章，就足以了解种种社会思潮的基本面目。欢迎革命同志们共同参与系列文章的写作。
自“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复辟以来，各种“泛左派”思想也随之在工人、农民、城市小资群众中出现和传播了。在本报此前纪念毛主席诞辰130周年的文章中，已经点明了左派阵营中的几大派别——无比拥护毛主席的老左派、专注于文艺和理论批判的新左派以及积极投身所谓“融工实践”的工益小组等。然而这些“左派们”都有着一定的局限性甚至是反动性。本文将以艾跃进为例，从他的重要言论和观点出发，分析中国“老左派”的进步性和局限性。
艾跃进（1958-2016），演讲家，军事学家，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军事学科创始人，长期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还参与国际形势和热点问题、口才学、礼仪学、成功学等方面的授课、演讲和教学研究。艾跃进早年在天津当过工人，从南开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54岁时，获得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博士学位。他的学术论文著作主要涵盖三个方面：军事与国际问题，军事课教学以及“礼仪”文化。著有《军事思想纵横谈》《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大学生实用口才学》等书籍 ；刻录有《公务员日常礼仪》(光盘)、《品行管理——人生成功的开始》[1]。
劳资立场上的摇摆改良派
作为“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教授，艾跃进只是略懂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皮毛。他的一些著名讲话，如“你凭什么让工人从头再来”[2]、“工人如果爱资本家，那是贱得难受”[3]、“下岗女工和农村民工，为了活着，失去尊严”[4]能够体现出他的泛左翼立场，在不少网友那里引起了强烈的共鸣。相较于刻意掩盖阶级矛盾、鼓吹阶级合作的中国资产阶级政府，艾跃进显得略微进步一些，他能够认识到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对立，把阶级对立的观点挑明，能一定程度上总结并揭露出中国广泛存在的剥削和压迫的现象，能够在感情上同情工人阶级和劳动者，有朴素的左翼观点和工人立场，并启发不少青年接受左翼思想，这是值得肯定的。即使是在他去世多年后的今天，敢于同艾跃进一样公开提“剥削”“资本家”的官方学者也是寥寥无几，且网络平台上不少网友在反对日常生活中的压迫剥削时，依然频繁引用艾跃进的演讲。

可惜的是，艾跃进的左翼立场和观点并不坚定，而是时常摇摆的。他一边高调提起阶级斗争，高调批判把资本家称为“企业家”的现象，一边又承认自己和企业家吃饭、受企业家赞助[5]，称一些认可“红色年代”、“红色文化”的国企老总为“红色企业家”[6]，认为他们是“支持红色事业”的，红色事业是“人心所向”的。这说明艾跃进还是时不时受资产阶级的甜言蜜语所骗，认为“养着丧失劳动能力的工人”就是好企业家，充分体现了艾跃进在阶级分析上的不成熟、理论上的水平低。艾跃进认识不到“老板对工人好”只不过是在资本主义允许范围内的改良，而并非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认识不到再美好的“改良”也完全可以在一夜之间被资本家尽数收回；认识不到纵使是有良心的“红色企业家”也分毫不会触动资本主义充满剥削压迫的雇佣劳动制的根基；认识不到这些披着“红色”外衣的“企业家”要比赤裸裸剥削的资本家还要危险，这种危险就在于它对于工人阶级的欺骗性和蛊惑性。“红色企业家”也绝不能比作“恩格斯”，因为他们不可能同恩格斯一样真正想要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而只不过是说些花言巧语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而已。
同样，只要从中修高层那里嗅到了一丝微不足道的改良气息，例如……艾跃进就被迷得神魂颠倒，心甘情愿贴上去歌功颂德[7]，说什么“总书记说得多实在！”“你们要认真学习这个讲话”。可见，艾跃进在理论上的肤浅幼稚让他依然还对当今资产阶级伪共产党的党魁抱有幻想，并不自觉地站到了反动的中特统治阶级那一边。

毛思想虔诚又幼稚的教徒
作为老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艾跃进最大的特点就是经常引用毛主席的话，讲述毛时代的故事，忠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还时不时陷入对领袖的庸俗化崇拜之中。
艾跃进的博士论文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这篇论文能够基本正确地阐释毛泽东军事思想来自马列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认识到战争的起源是随着私有制出现而产生的阶级分化，肯定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理论，提出“为人民服务宗旨和实事求是精神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两大精髓”。在此时，艾跃进还能够充分引用马列毛的文献著作。但不出所料的是，在文章的结尾，依然滑向了“中华民族”对抗“霸权主义美国”，“推广中国军事文化影响力”的民族主义立场上了，竟不由自主地和当今中特政府的论调、立场完全一致了！
艾跃进能为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进行辩护和平反，反驳当今中特政府宣传的“毛泽东晚年错误”论。在老左派网站“乌有之乡网刊”的支持下，艾跃进于2013年9月在呼和浩特王府饭店开展了题为《毛泽东一生干的第二件大事——文化大革命》的演讲[8][9]，材料丰富、论证充分，基本正确地还原了历史事实。但是他的演讲中还是有些主观地刻意维护毛个人形象的“完美”，不能客观地承认毛本人在文革中也有决策失误，而只是说“这不仅是毛泽东个人的无奈，也是历史的无奈，中国的无奈”。毛主席的形象当然要还原、维护和爱戴，但这么做的目的，终究在于继承并践行他的革命精神，而不是放大他相对次要的个人魅力、雕刻出比中特所雕刻的还要“完美”的无害神像，这样成了对毛主席的庸俗化了。
艾跃进对于毛思想的理解也时常滑落到“爱国”主义上，并不能真正理解马列主义的毛泽东。每当讲到抗美援朝，他总是自豪而崇敬地夸赞毛主席“以弱胜强”，说要“学习毛主席对付美国人”[10]，是以“中华民族”战胜“外族”而“骄傲”的；他还经常提起“尼克松说过，站在毛泽东面前，我就像犯错的小学生那样，站在严厉的先生面前，我不敢说半句假话”，以此来表示“美国总统”在中国领导人面前也“不过如此”；在讲中苏关系紧张时战争一触即发，又是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夸奖毛伟大的战略眼光[11]。总之，艾跃进对毛的崇敬时常滑落到个人崇拜的英雄史观上，对于毛思想的理解又时常滑落到民族主义上，于是再次和当今中特政府所宣传的片面的毛形象完全吻合了。从这些例子看来，显然不能说艾跃进是一个合格的“马克思主义者”。
沙文主义的狂热拥护者
倘若说对毛思想时而马列主义地、时而民族主义地解读还算是摇摆不定的话，那么在“新时代”里，对待中特政府所宣扬的民族主义时，艾跃进就彻底地站在了反动的一边，沦为中特帝国主义政府的喉舌。在面对习某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口号时，艾跃进丝毫没有提出质疑，反而非常积极地拥护起来，更是说要“大力加强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尚武精神教育”，“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12]。艾跃进在解释爱国主义的根源时，竟毫不犹豫地滑落到庸俗的民族主义者那边去了，说什么“有了国才有家”[13]、“民族精神有过时的吗？”，丝毫不谈“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成了鼓吹国家主义中特政府的帮凶。面对北大学生赴美留学不归的问题，他也只是批判其“不爱国”[14]，并没有从阶级角度分析“追求阶级跃迁是小资的北大学生的特点”。艾跃进还把删除鲁迅文章、狼牙山五壮士故事的教材编辑称为“汉奸”，把亲西方的自由派学者称为“卖国贼”[15]，从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角度而非马列主义的阶级分析角度去批判他们，只看到这些“崇洋媚外”者对“民族国家”的害处，却看不到他们正是官僚资产阶级或自由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通过否定或阉割革命历史来维护当前阶级社会的统治稳定、镇压工人反抗。

更危险的是，艾跃进作为军事学教授，推崇“尚武精神”[16]，讲“在国际关系中，实力永远都是维护正义的基础，国防才是外交的真正后盾，尊严只在剑锋之上，真理也只在大炮的射程之内，大炮是干什么的？大炮是来丈量国土面积的！”[17]，更是有“中华民族想要富强，第一件事就是要灭掉小日本”这般的暴论[18]。这种有军国主义倾向的言论，在当今伪中共意图煽动民众敌日敌美情绪、为武统台湾作舆论准备之际，是十分危险的。这个时候，此前还能闻到一丝气息的马列主义也彻底消失不见，彻底变成了臭气熏天、令人作呕的民族主义。试问，倘若以后中特政府向台湾开战、向美国宣战，艾跃进是会支持无产阶级上战场去为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利益去送死，还是会反对本国资产阶级政府打响这场帝国主义战争？试问，艾跃进会像列宁一样，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自己的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的口号，还是会像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一样，喊出“保卫祖国”的沙文主义口号？

腐朽中共的忠诚奴才
毫无疑问，倘若现在是毛泽东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艾跃进还能做一位虽然不甚了解理论、但仍能做出贡献的忠诚士兵。可时代早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这几个字早已名存实亡，艾跃进却依然将其视作珍宝，把那虚伪的口号奉为圭臬，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为反动统治者服务。今日党内斗争的实质不过是官僚内部在争夺吮吸劳动者血汗的权力，面对如此一片污浊的资产阶级政治，艾跃进还提出“纯洁党的队伍”“惩治贪官，特别是欺压百姓的狗官污吏”“使执政党重新赢得民心”的改良口号[19]，这是要保留而不是推翻中修的资产阶级专政。现实证明，依赖青天大老爷习某来反腐，不过是进行权力斗争，未见得新领导更廉洁；社会舆论的控制手段愈发加强，欺压百姓的狗官污吏更难被揭露了。
在面对“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吗？”的提问时，艾跃进依然表现出明显的犹豫，不肯给出“中国不是社会主义！”的坚定回答，而是认为党被坏人篡夺了，但总有一天会斗争回来的。他还说“谁敢说取消社会主义制度，谁敢说取消共产党领导，人民立刻上街”，可实际上社会主义制度早就被取缔了，人民别说上街了，连意识都还没意识到这一点；如果今天取消这伪中共领导，那么受伪中共长期压迫的人民只会欣喜若狂、奔走相告；他所说的“人民解放军战士”更是不会去“同人民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而是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保卫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面对被暴力拆迁者、反对医改的退休工人，军警肆意殴打、逮捕群众更是愈演愈烈了。总的来说，艾跃进对如今的中共还抱有太多的幻想，说明他根本没有认识到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政党，也早已忘记了马列主义要用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基本原理，反而堕落到维护腐朽中特统治的立场上去了。

文化观念上的保守分子
作为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分子”，他自己却鼓吹着不少落后腐朽的封建文化，例如 “丝袜”[20]问题上，依然坚持着刻板的规训；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艾跃进竟能说出“给领导打电话不能先挂电话”之类的所谓“礼仪”[21]，讲什么“敬酒”“点烟”，并出版了不少书籍、影像等资料来宣扬“礼仪”，可见倘若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艾跃进应该先把自己的落后观念好好改正一番。
再有就是艾跃进高调提出“爱国者要坚决反对转基因食品” [22]，称转基因食品为“断子绝孙”“种族灭绝”的恐怖东西[23]，可见艾跃进不仅对于其他学科了解甚少，还明显缺乏科学精神，做不到“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然而，艾跃进即使在自己专业内，也依然缺乏严谨的科学精神，存在着众多科学错误，例如有网友指出，艾跃进在多次演讲中提到的“拿破仑打仗胜率仅四成，毛主席百战百胜”就有明显的错误[24]。

以艾跃进见老左派
除艾跃进以外，老左派的代表人物还有孔庆东、张宏良等，虽然他们之间有细微的差别，活跃的平台也不尽相同，但他们有以下共同特点：
1. 理论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了解有限。认可建国前三十年的历史成就和文革理论，并积极维护毛主席的个人形象。有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在遇到现实问题时软弱无力。
2. 实践上，对于“唱红歌”“纪念诞辰”“聚餐交流怀念毛主席”等庸俗活动有很高的兴趣。另外，活跃在“红色中国网”“乌有之乡”等合法平台上，做一些理论上的批判工作，但也局限于此，无法更进一步去工人中间做更广泛的组织和鼓动工作。政治上“保党救国”，寄希望于“党中央左转”。
3. 立场上，没有坚定的反政府立场，而是多数时间在摇摆，甚至时常完全站到中特政府的“爱国主义”“反美反日”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立场上去。
老左派们的动机和初心可能是好的，但无法掩盖他们庸俗、幼稚、保守、愚忠这四大缺点。
之所以说是庸俗，是因为老左派只用最软弱无力的方式怀念历史，维护毛形象、歌颂毛时代。唱红歌、聚餐交流毛时代历史对改变现状有何意义呢？“满朝公卿，夜哭到明，明哭到夜，还能哭死董卓否？”老左派们围绕着中特政府虚情假意塑造的无害神像转圈圈，只顾着在形式上维护毛泽东的个人形象，却忽视了其革命内核。他们纠结于历史的细枝末节，被数不胜数的谣言吸引了全部心神，热衷于辩论“蛋炒饭”算不算是污蔑英雄、谴责各地拆除毛雕像，却想不到欠薪的资本家、贪腐无能的官僚与刑讯逼供的警察正在事实上每时每刻地侮辱革命先烈、践踏着千百万革命者的理想与牺牲。老左派踩进了这个事倍功半的陷阱圈套，甚至不受未觉悟群众的待见，认为他们是“天天抱着毛主席像的执拗老头”。
说是幼稚，正是因为老左派们的理论基础薄弱，基本上只读毛思想而不读马、列原著。即使是他们“稍微熟悉”一点儿的毛思想，也总是教条地理解和执行，喊着历史上光荣正确的口号，好像现实的问题也能由此迎刃而解一样。比如，对于如何改变现状这个问题，他们仍困在“继续革命理论”的“传统”中，即使是最“激进”、“愿意革命”的，也只不过教条且毫不现实地提到重上井冈山搞工农武装割据，完全无视了旧中国作为小农国家与当今中国作为低端制造业世界工厂的巨大差距，更不要说根据当今新的政治形势和斗争形势提出新的要求与新的理论了。他们对自己肤浅的知识从不感到羞愧，对其他国家尤其是俄国的革命经验不去学习研究，反倒对所谓中国传统文化有不小的兴致，转向了保守主义。
之所以说是保守，是因为老左派们不仅在革命理论上，还在文化、科学观念中深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在文化观念上，讲“礼仪”，读金庸，颂传统；在科学观念上，反对转基因，贬西医而赞中医……在新的时代，不去学习科学文化的最新进展、根据新的局势来发展自己的理论，反而沉溺于已经日渐过时的观念之中，这哪里算得上是马克思主义者呢？
而愚忠，则是老左派最大的反动性。他们纵使了解历史事实，却依然死心塌地跟着中特批斗汉奸，反美反日，和中特资产阶级政府纠缠不清，难以与中特民族主义区分开来，放不开“中国共产党”这一空头名号的束缚，幻想着党有一天“改邪归正”，“重回社会主义”，不明白既然中国共产党是实质上的资产阶级政党，那么就应该用暴力来推翻这一资产阶级政党的基本道理。因此在许多时候，老左派彻底丢失了自己的所谓“马列主义立场”，沦为中特资产阶级政府维护统治的帮凶，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竟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是多么的可悲！
老左派种种局限性的根源就在于马列主义的理论水平低下，表现为革命信念的不坚定。
艾跃进懂一点政治经济学，能知道工资的本质，但是却不曾深入一步，根据“为市场生产”、“雇佣劳动”、“生产资料的私人垄断”这三大特点（见《共产主义ABC》，布哈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编），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一个明确的“资本主义”诊断。老左派青睐“修正主义”一词，仿佛已经“修了”的共产党还能再“修”回去似的。理论的不严谨性，寄托着他们的改良幻想。
倘若认识到中国早已是资本主义社会，马列主义者该做什么呢？科学社会主义的回答是，要通过暴力革命去推翻资产阶级政府而非通过和平改良来给统治者续命。要暴力革命，首先得怎么做呢？那自然是要运用列宁的建党和组织原则，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对工人进行政治灌输。而“艾跃进们”对于列宁主义这把“刀子”，怕是早已丢掉了的，他们满足于涣散的组织、混乱的思想、松弛的纪律：活跃了几十年的老左派至今没有一个正式的组织，仅仅只有几个文化网站，以乌有之乡这个舒适圈为例，几十位老左派互相影响，抱团取暖，满足于聚聚会写写文章，互相鼓吹什么“红色坦克手”，就大功告成了。
结语
艾跃进是一个片面了解马列主义，经常站在改良主义、沙文主义等反动立场上的民族主义者，也是老左派的典型代表。老左派的改良主义与反动的民族主义这一主要面目，产生于八九十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
他们亲历了资本主义一步步复辟的全过程，从农村人民公社解体，到双轨制、价格闯关，再到大下岗。这种“逐步的变化”，伙同80年代初对工农劳动者的广泛收买、邓小平等领导人貌似革命的话语（“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让他们摸不准量变与质变的分野，看不见事情早已发生本质变化的那一刻。改良主义的幻想产生于对现实直观而浅薄的认知，他们期待着八九十年代的倒放，期待着党内健康力量上台，致使“修正主义”逐步向社会主义方向转变。
他们对革命历史、革命领袖的维护也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对资本主义复辟过程中，高校与知识界泛滥的自由主义思想的抵抗，对污蔑与彻底否定革命的反击。确系如此，对那一代人来说，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四五十年前的历史，而是人生中最璀璨经历：共青团员们放弃大城市的舒适生活，或是奔赴边疆支援科研建设，或是拦江缚河、治理水患，或是在荒地中让一座工业城市拔地而起。照片中的他们，不是留恋于奢华舞会、精致美食，而是身着中山装列宁装，英姿飒爽，神采飞扬，一副战天斗地、祖国未来在我手中的气魄。另一边，市场经济培育出的砖家叫兽们，开口闭口西方的个人主义、独立意志，以此来装点门面，为自己的男盗女娼、蝇营狗苟作辩护，把人的私欲当做永恒的存在，由此质疑与污蔑青年们是去当劳改犯。但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亲历者们却忘记了，社会意识不是靠讲正确的革命历史就能改变的。因此，利己主义者们无法想象出从事创造性劳动的喜悦和热忱，无法理解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理想主义精神，“夏虫不可语冰”，这是很自然的。最终，对“崇洋媚外”的反击，和新中国长期被苏修美帝封锁所造成的民族情绪融为一体，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融为一体；随着中国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发展，“崇洋媚外”这一指责的实际含义，就从社会主义时期的反帝国主义压迫、资本主义复辟时期对污蔑革命历史的反驳，转向了保党救国、支持帝国主义争霸的反动民族主义，最终成为官僚资产阶级实行反动专制的辩护词。
老左派最重要的历史贡献，就是在反新自由主义、维护革命历史的斗争中形成了几块阵地，进而在90年代末资本主义复辟完成、00年代加入WTO后中国资本主义大发展的历史背景下，从体制内走向社会。从2003年至2012年，乌有之乡网站的成立、运营及其线下活动，是老左派在社会上活跃的标志。老左派通过讲述革命历史，促成了第一批左翼学生社团的成立与发展，使中国左翼运动迈向了下一级台阶。老左派的组成包括老干部、体制内知识分子与极少量造反派、毛时代老工人，这个圈子与普通劳动者的距离是遥远的。但是，他们唤醒了新一代知识分子，学生们没有对“党”的幻想，从复辟历史中抽身、通过书本材料学习理论，用理论指导实践。“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这是第二阶段最鲜明的口号。在左翼社团的十几年发展中，他们逐渐脱离学校，向着工厂进军，产生了一个个融工故事，以佳士斗争为最高潮与阶段结束的标志。
我们今天写这篇文章来批判老左派，是要对他们作辩证的扬弃，肯定、鼓励和发扬他们在十几年前新自由主义时期的斗争精神，同时把他们的保守性、妥协性和反动性彻底暴露出来，好教育我们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工人，教育我们要加强列宁主义的学习，要加强与工人的联系，要结合复杂变化的时代提出新的纲领和理论。
老左派们对于今天的革命事业也并非完全是负面作用，对泛左翼依然能发挥些许启蒙作用，并能提供许多宝贵的历史材料，但我们也必须警惕和批判其严重的民族主义倾向、“保党救国”的虚无改良幻想，用真正的马列主义国际主义、革命立场替代和消除老左派在工人群众中的这些影响，用纪律严明的列宁式先锋队消除组织涣散、脱离工人的现象。我们不仅要复活马列主义的话语口号，更要用现实的斗争复活马列主义的思想和实践，开辟今天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