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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这个时间节点，这个节点对于欧洲读者来说应该是很熟悉的。对于他们来说，可以说，自然而然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才是文明的由盛转衰的一个转折点。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至少对中国受现代教育产生出来的读者来说，这个想法可能比较陌生，好像直接影响不如二战。但是因为世界的动力中心在欧洲，世界体系的演化源也在欧洲，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比较整体的视野的话，还是必须要重视一战。一战是一个转折点，它截断了漫长的十九世纪和短暂的二十世纪。这个划分我得解释一下。什么叫「漫长的十九世纪」？就是，从拿破仑战争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时期，也有人把它称之为英国主导的世纪，或者叫做自由主义世纪，或者叫做资本主义世纪，也可以叫做殖民主义世纪。其实这几个称呼有内在的联系。拿破仑战争，等于是欧洲各国内部之间模式演变的最后一次对决，以英国为代表的立宪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模式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在这之前，路易十四的法国和法国大革命的法国，以及拿破仑，本身就代表了拒绝这种模式的一种企图。他们，也可以这么说，是认为：绝对主义王权，或者是群众的民主制度，或者像拿破仑这样以军事光荣为代表的，复活古罗马的体制，能够给人类历史提供另外一个出路。但是在拿破仑最后失败以后，法国自己也渐渐走上了英国那种议会制和资本主义制的模式，等于是挑战者不复存在了，英国模式变成了世界唯一主要的选择。基本上所有国家，在整个十九世纪，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时候，都在模仿英国的议会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议会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逐渐变成一个唯一合理的模式，同时向全世界蔓延，蔓延的过程我们通常称之为殖民主义。
因为中国人往往用情绪化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觉得殖民主义是屈辱的，所以对这一点中国人没有较好的理解。但是你从整个世界文明的角度来说看，可以说是，在没有议会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广大的亚非拉地区，殖民主义是迅速引进欧洲模式的，即使不是最佳方式，也是最常见、最经常的方式，在十九世纪它毫无疑问是主流方式。欧洲内部的议会制度和资本主义向外扩张的过程，和世界范围的殖民主义是基本同构的。这种同构不是天然就能形成的。假如在拿破仑战争以前，英法争霸，欧洲内部的国际协调没有搞好的情况下，对外的殖民扩张不能够有效的产生。例如，像阿兰·佩雷菲特这样的人会有一个，在欧洲可以说是常识的观点，就是说，鸦片战争之所以在1840年发生，不是偶然的，是因为拿破仑战争的缘故。如果不是拿破仑的话，很可能提前20年就已经爆发了。因为英法战争牵制了英国东向发展的势力，使英法两国的势力都留在欧洲，所以大清帝国才暂时没有遭到印度的厄运。如果拿破仑战争延长一点，鸦片战争可能还会再延迟。这就是殖民主义和欧洲内部发展有密切关系的地方。维也纳会议，结束了拿破仑战争造成的混乱，在欧洲内部达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国际协调的状态；在这种国际协调的状态下，大部分的国际纠纷可以通过列强内部协调来解决，即使真的发生纠纷的话，爆发一场战争，这个战争也是有限、有节制的。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像这样的战争是费厄泼赖(fair play)的、小规模的、绅士的战争，他必须尊重人道和文明的基本原则，对社会造成的破坏性很小，基本上不会打乱资本主义大发展。在这个有效的国际框架的约束之下，欧洲国家内部的冲突是低烈度的，欧洲国家对外的扩张是势如破竹的，资本主义向全世界迅速发展。这就是漫长的十九世纪，或者是资产阶级世纪，或者叫做英国主导的世纪。
第一次世界大战打乱了这个局面，使国际协调瓦解。国际协调瓦解也就是使资本主义和平发展、和平演变的条件不复存在了，各国之间的政治斗争不再以文明的、费厄泼赖的形式展开。一战的第一个产物就是产生了苏联。苏联的产生，它跟其他以前的列强完全不一样，它断然拒绝接受国际秩序本身，他公开把自己的身份定义为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和颠覆者，他撕毁了以前的所有国际条约，并且宣布：苏联的任务，就是推翻现有的资产阶级所有国际条约和秩序。托洛斯基担任第一任外交人民委员，他就说，他的任务就是，发动世界革命，然后解散外交部。它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革命政权。你把它跟辛亥革命比较，你就可以看出，辛亥革命的第一个原则就是，首先承认大清帝国和列强签订的所有条约，维护远东国际体系。因此辛亥革命就是一场，照我们教科书的说法，是资产阶级革命，要尊重资产阶级文明和有限的费厄泼赖战争，加入到原有国际体系。十月革命是第一次戏剧性的、以推翻国际秩序为缘由的革命。它有点像是现在的伊斯兰国，而不像是一般的独立国家或者是文明。由于苏联的产生，于是就迅速产生了反苏势力。苏联就是，用我们现在所谓的超限战的手段反对国际秩序。于是，欧洲的右翼势力，例如德国的军官团，或者是参与暴动的这些人，也利用超限战的手段来反击苏联，就是说，你可以不仁，我也可以不义。
有了列宁主义，然后才有法西斯主义；有了法西斯主义，然后才有纳粹主义；有了纳粹主义和苏联在第三世界的经营，然后才有了伊斯兰极端主义、才有了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大体顺序就是这个样子的。这些做法的共同特点就是，破坏费厄泼赖。大家都是费厄泼赖的时候，我没有机会。我首先破坏规则，那么我就可以占一点点便宜，用更加残忍的手段。但是你残忍了初一，别人就会残忍初二，于是二十世纪的整个特点就是，游戏规则急剧的恶化，世界变得野蛮多了。十九世纪的战争是绅士的战争，以前拿破仑的战争，或者普法战争，或者克里米亚战争，他们都是文质彬彬，要讲究优待俘虏，军队不能伤害平民，只是少数军队之间杀来杀去。二十世纪的战争，以苏联和德国的纠纷、战争为代表，都是极其残忍的，破坏国际规范的战争，动不动就要搞种族屠杀和大规模平民的灭绝。这些事情在十九世纪是绝对不可想象的。
这就是短暂的二十世纪和漫长的十九世纪的区别。它的关键就在于一战以及一战产生出来的苏联和反苏势力之间的博弈。在这个博弈的过程中，可以说，人类文明曾经多次面临着彻底毁灭的危险。冷战结束，1989年，结束了短暂的二十世纪，就是从1918年到1989年这个时期，在西方通常就称为短暂的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一个极端危险的窗口期。人类，可以说是，自从部落时代开始到现在，人类最有可能灭绝，或者完全堕落为野蛮人的时期，就是这个短暂的二十世纪。这个短暂的二十世纪，随着苏联的开始而开始，随着苏联的瓦解而瓦解。但是目前还有许多遗留问题，比如说像俄罗斯和乌克兰、像中国的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台湾问题这些，其实都是短暂的二十世纪留给二十一世纪的负面遗产。这些遗产，对二十一世纪，也就是冷战结束后建立的新型国际体系有着巨大的拖累作用。如果没有这些拖累的话，可以说，冷战结束以后的新世界比较容易像十九世纪一样，重新恢复到，在一个较为文明、规范的基础上建立国际体系。
建立国际体系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中国读者对这一点的理解都是普遍偏低。如果你是中国历史学教育出来的人，那么你就会得出一个错误的印象，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兴起和发展、人民的生活好坏，主要是由于内部政策的缘故。你看《大国崛起》或者是什么电视片，都是传播这种观点，他们说，英国人采取了什么政策，法国人采取了什么政策，或者是实行了什么政治制度，然后就强起来了；西班牙人或者是什么人采取了什么错误的政策，所以他们就弱下去了。最经典的段落就是，中日两国的比较：因为日本明治维新，大清拒绝改革，所以日本就强盛了，中国就没落下来了。但是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而且是不太重要的一部分。因为一个国家的国内政策体制，严重的受到国际体系的牵累，欧洲国家对这一点都很清楚，他们的内部宪制跟国际体系之间的互动是切不开的。像大清和日本之间的此消彼长，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日本一开始就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加入到国际体系里去，做一个国际体系的优等生。而大清呢，他坚持原有的天下国家的理念，他说他自己就是一个国际体系。大清是天下的共主，很不愿意参加进去。尽管在李鸿章主政的时代，大清加入以英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机会其实比日本要多。英国人一再邀请他，但是大清不肯。而日本人呢，尽管英国人不太看得上他，他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加进去。最后，随着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尘埃落定，日本终于加入了国际体系，通过庚子年加入八国联军，这件事情建立了他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
中国人往往通过错误的国耻教育，把这件事情看成是帝国主义侵略。其实从日本的角度来看，这种事情和中国参加利比里亚维和部队是一个性质的。你以前是个不太重要的国家，国际活动都不请你参加。现在你地位重要了，人家承认你是文明人了，所以到野蛮的索马里或者其他地方去维持和平这种任务，就邀请上你了。对日本来说，八国联军，也就是现在所谓的多国干涉部队，到发生义和团的野蛮地区去维持国际秩序，这就是日本的光荣，这证明日本考试合格了，他从此以后就是文明人的一部分了。日本加入了国际体系，明治维新才能够顺利展开。大清拒绝加入国际体系，所以他，等于是，处处都不利。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只有一小部分是属于他自己的正确做法和努力，一大部分要靠周围的人带动。打个比方说，如果你是坐在车上，即使你不大努力，你也可以跑得很快；如果你在地上跑的话，即使你非常努力，你仍然也跑不过坐在车上的人。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就是这样的一列快车，即使你本身不太优秀，但是因为你搭上了这个便车，你干什么都容易；你没有搭上这个便车，你干什么都难。冷战以后这个局势进一步、再次又重演了。日本尽管是战败国，他再次加入了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而中国呢，则通过1948年的内战加入了苏联为首的挑战者，于是再一次出现了日本坐在车上、而中国在地上跑的那种局面。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后来许多内部政策，他不是不单纯是国内的，必须把国内和国际结合在一起考虑。
中国人很少通过国际体系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然而国际体系对国家来说就好像生态环境对生物一样重要。从达尔文主义演化论的角度来看，什么叫做适应，什么叫不适应，不是你本身决定的。鲸鱼它在水里面可以算是适应，它的流线型身体在海里面是适应的，如果在陆上就不算适应。你说鲸鱼是适应的，那是因为你结合它所在的海洋环境来考虑。所以如果说日本制度是优秀的或者说是明治维新是正确的，那你也得结合他所在的国际体系和资本主义环境才能够理解。在国际体系、国际协调主义，和资本主义一系列的基本法则情况下，那么日本的制度是适应的，而中国的制度是不适应的。但中国自己也是适应的，如果你把它放在苏联的阵营和挑战者当中，其实他那种也是适应的。正如塔利班，火烧巴米扬大佛，他在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生存环境中是适应的，尽管在全世界是不适应的。红卫兵砸孔庙，这在红卫兵各个派系、小生态环境中，这也是适应的，尽管它在国际大环境中是不适应的。你把这些东西都理解了，你才能够理解历史上各个行为主体的真正处境。好，开场白就是这些。